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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年轻一代睁开眼就是一个开放的中国

2023-11-11 - 开云登录网页app

  张柠,学者,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等。出版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枯萎的语言之花》《白垩纪文学备忘录》《叙事的智慧》等。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柠最近两年频频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罗镇轶事”和“幻想故事集”被多家选刊转载,十年前写的童线年也再版了。长篇处女作《三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他正在兴致勃勃地着手第二部长篇创作。

  《三城记》的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的《双城记》,或者刘青云主演的电影《三城记》。当然并无可比性。张柠的笔下是80后一代的成长史,是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的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主人公顾明笛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经历和命运变迁令人感慨:不满足于安逸的现状,一个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却不断遭遇挫折,在媒体被迫辞职、在高校被迫休学,顾明笛重新开始了一个当代理想主义者的焦虑,哪里才是他的安身之处?小说结尾并未提供答案,张柠这一“未完成”式的结尾,让叙事停在生活的中途、生命的中途,给读者带来更为丰富的想象和思考空间。

  《三城记》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包括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城市与乡村。曾在2000年就参与过一家网站编辑的张柠,对三座城市和笔下生活十分熟稔,因而写作如鱼得水;当年共同奋斗过的网站版主也走进了小说,成了《三城记》的主人公。

  网络文学的生产流通是特别的形态,作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它是什么,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这不重要

  张柠:张罗这事的是上海的朱大可,我是参与者之一。主服务器开始在澳大利亚,后来迁到了北京。网站有新闻主页,两三个电子杂志和一个公共论坛,这个论坛的版主们,跟《三城记》卷一里的那些年轻人有些相似。我负责编文学电子杂志,每一期更新20万到30万字。最热闹的是论坛,集中了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华语学术界和文学界的网友,还组织过一次网络鲁迅国际研讨会。我们在网站都是义务劳动。

  张柠:网名用过“打火机”,还有别的。当时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研究人员,不用坐班,有充裕的时间去做网站。电子杂志半月或一月更新一次,相当于一个人编一本文学杂志半月刊。

  中华读书报:当年那些版主作为小说主人公出现时,您是怎样的感受?他们中间有人看到小说吗,是怎样的反馈?

  张柠:不明白他们是否读过《三城记》,也没有收到反馈信息。我的感受就是,那些网络初期论坛里的活跃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顾明笛身上的优点,年龄也跟顾明笛相仿,文学青年色彩很浓,8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有较多遗存。但后来也跟他们很少联络,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三个在大学教书,有一个在互联网行业工作。有一个女孩,网名叫“蚊子”,就是青年小说家任晓雯,也是论坛里的活跃分子。这些年轻人进入小说,其实是一种虚拟式的进入,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身份来对应他们。就像顾明笛是一个虚构人物一样。

  张柠:我及时感受和介入了世界的新变化,接触到了最新最前沿的资讯,应该是文化界较早的网民吧,在网上认识了很多人,除了本土之外,美洲、欧洲和澳洲都有。还在网上写了很多专栏文章。

  张柠:我一直关注网络文学。2004年就担过新浪网络文学大赛评委,后来又参与过北京市网管办主办的好几届网络文学大赛。这两年淡出了。作为新兴的特殊文艺形式,网络文学的生产流通是特别的形态,作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它是什么,而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这不重要。对于网络文学的评论,传统的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概念不够用。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有它的特殊性。当我们没办法直接给出价值判断的时候,可以先给出事实判断,也就是关注“它是什么”。

  张柠:它是什么?它的故事形态如何?语言有什么特点?我发现能够超过千万点击率的“大神”,一是语言过关,二是细节真实。如果不真实,他在网上发布作品时,粉丝是要提醒他的。第三是情节设计巧妙。这是网络文学的强项。传统文学在情节方面设计不太精心,通俗文学特别强调情节的巧妙性。第四是结构的随意性。传统文学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处理问题的方法。而网络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限制。读者使用的是“垃圾时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不研究垃圾时间的,网络文学恰恰利用了那些像垃圾一样的碎片时间,所以成本很低,因此对结构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对于这些,传统的评论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网络文学需要跨学科研究。

  我并不认为应重返80年代,而是怎么从80年代走出来,通过实践走向更广阔的时代

  张柠:这个人物原型是写作的第一冲动。我试图将我的子辈的形象呈现出来,这一新的人物形象在千百年来的中国是第一次出现,此前很多前辈作家并没有完整地表现过这样的人物类型。我的写作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看年轻一代的成长和发展趋向。这一代人睁开眼睛所见到的,就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跟世界接轨的时代。他们出生在城市,受过好的教育,基本上不存在物质匮乏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自我的想象出了问题,开始质疑自我存在的意义。所以主人公辞职,放弃了很多人梦想得到的生活,去寻找自我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选择北上广,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三城记》呈现出来的状态很放松。三座城市中北京写得最为透彻丰满,在着力点上您有怎样的取舍?

  张柠:我对这三座城市太熟悉了,日常生活,城市的风俗画方面,写得非常放松和自如。三座城市四个板块,实际有互文关系,上海、北京、广州都有高校,也有沙龙、媒体,但是在小说里各有侧重,我把日常生活放在广州,把沙龙部分放在上海,把媒体、高校放在北京。

  北京既集中了中国人的时尚生活和高端文化,也保存了一些静止不变的东西。一个年轻人要寻找成长的空间,北京是适合的城市。我要塑造的人物有理想主义色彩,追求的是人的完满性和存在的价值。小说中有两处地方很多人很感动。一是报社部门主任挽留顾明笛,这一段体现了年轻人的新闻理想,很多媒体人读到这里会掉眼泪,因为青春的翅膀折断了;还有一处是顾明笛担任工友夜校老师时和农民工的讨论,其实就是最质朴的农民涉及灵魂的谈话。

  中华读书报:写高校的部分,学术体制等各种弊端也都呈现出来了。写作时会有顾虑吗?

  张柠:我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高校,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校。大学既集中了一批充满人文理想的人,也有不少混世的,还有打官腔的教授。我写的是这个时代的大学,写其典型性,没什么顾虑。

  张柠:首先是方法上的难度,观察世界的方法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后视镜”文化,习惯往后看,看历史,看先贤。我主张往前看,怎么看?这是一个难题。要调动所有的想象力和知识储备,来看下一代的年轻人、未来的人,这是非常难的。在作家心目中,这样一个世界和时代主角应该是啥样子?这种想象是有难度的。

  其次是技术上的难度。因为不是你的亲身经历,经验层面的内容可以放进去,但不是全部,要想象下一代的经验,他们对物质、对世界甚至对异性的态度,不同时代的人是不一样的。只能调动想象力细致甄别。所以有时候推进特别慢,有时候很纠结,呆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写不动,不确定哪个选项是合适的。最痛苦的时候半个月一个字没写。解决的方法就是倒回去从头读,想象主人公的发展趋向怎么样,找到人物性格发展中情节或细节的辩证关系和合理性。

  张柠:沙龙是80年代的精神遗产,是精英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能说是启蒙精神的延续。尽管如此,《三城记》中的沙龙跟80年代的沙龙还是有区别的,里面呈现的形式是办网站论坛和网络杂志。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其实就是2000年网络黄金时代一起创办网站的版主,这是我经历过的。我并不认为应重返80年代,而是怎么从80年代走出来,通过实践走向更广阔的时代。

  张柠:长篇叙事文学,要面对公众和读者交流,最好还是不要给阅读设置障碍。所以我力求在叙述的过程中线条明晰。小说不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也不只是作家才华的实验场,它是跟公众对话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有才能,在实现这样目标的前提下,可以尽可能表现出深奥的思想。

  张柠:关于长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我在《文艺报》有专门的文章讨论。有的开头是传奇和神话式的,就像翻着跟头出场。有的小说是散着步出场的,平静如水,波澜不惊。我也会传奇式的开头,但我采取了日常的叙述方式。这是作家对自己要讲述的故事的一种态度,那就是成竹在胸、低调稳健,用不着翻着跟头出场。之所以要交待顾明笛的身世,是因为我有三部系列小说,在第二部中,我将顾明笛父辈作为描写对象。

  中华读书报:小说通过顾明笛在《时报》的遭遇,揭示了社会种种弊端。关于这部分内容,也有事实依据,您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得这么详尽?

  张柠:我妻子是资深报人,在广州和北京,我也有很多报社的记者和编辑朋友,有些内容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对这一些细节写起来非常得心应手。另外我也记日记,但是鲁迅式的日记,今天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记两条。可能我身上有一种小说家的素质,对细节的记忆非常好。

  中华读书报:很多作家的处女作,都难免有自身的经历。在《三城记》中,您的个人经验占多大比例?

  张柠:我不主张把个人经历直接转换为艺术经验。我给北师大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的研究生上写作课,就要求他们“无中生有”,要求他们虚构,用典型化的想象方式创作,不要把自己的经验直接转化为小说。

  我把将个人经验直接转化为小说的写法,称为“挖煤式”的写法,写完就塌方了。个人最珍贵的经验应该是酵母,只要拿出一点来发酵,就足够支持你的想象。我觉得我自己生活经验是一座富矿,在我的创作中只动了一丁点儿。小说家必须要有想象力,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只要艺术想象的呈现合理,就成立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人物塑造得非常鲜活,人物和时代的关系也体现得非常充分,当然也难免让人对号入座,因为很多内容都确有真事,包括我们大家可以从小说的描写联想到真实的生活中的某概念作文大赛、新某报甚至某核心期刊……在处理虚构和现实之间,如何把握分寸,对您来说是否不构成难度?

  张柠:写小说的目标不是为了写日常生活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典型性格。我写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新人形象,他的人格、遭遇、成长和趋向。我写的民间人物很鲜活,也很智慧。而且这些人物性格都是互补的。你让这个人出场一定是有想法的,出场的功能是什么,肯定是围绕人物的性格出现的。

  张柠:原来的题目是《风流城》,取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意思。狄更斯的《双城记》写革命风暴,我写一个人的日常。日常的内容才是现代小说迷恋的东西。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中国文学写传奇、写神话故事的才华已经很高了,但就现代日常生活而言,中国作家还是有很多功课要做的。细节和琐碎变成艺术形式是很难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写作初衷。如何把城市底层普通青年的日常生活化为艺术形式,我确实花了功夫。我的做法是让每一个细节和情节变得很有魅力,读起来有语感。

  把日常生活写进长篇小说,需要有语言才能,需要有耐心,需要有想象力。除此之外,需要热爱生活。不爱时装怎么写好时装?不爱美食怎么写好美食?不爱日常怎么写好生活?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日常生活变得异常丰富。对这一点,我有一定的想法,就是让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得美好,当然痛苦也来自这里。把日常生活展开,需要有耐心和执念。

  中华读书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您就是一位犀利而且先锋的批评家,您觉得评论对写作有哪些影响?

  张柠:文学评论的写作,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产物。好的批评,既要有作家的敏感性,又要有学者的逻辑性。我感觉自己在有意识地保护这两种思维方法。比如在《土地的黄昏》的写作中,总体结构很理性,有大的学术构思,但内部的表达,也很注意写作的文学性。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人物形象的设置也包含着我对这个时代不同形态的理性把握。一旦落实到具体写作,比如《三城记》,我不会拉什么写作大纲或者结构框架,而是坐下来就开始写,随心所欲,顺着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辩证法和历史逻辑走。

  张柠:我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父亲去世早,16岁就出门干苦力谋生。后来又在地质队工作过10年。1991年靠自学考上了华东师大研究生,学的是俄罗斯文学和中苏比较文学。1992年参加发起“人文精神讨论”,也尝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甜头。毕业后去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搞当代文学评论。在广州的十年就是学习的十年,阅读、思考、写作。2004年在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混了一年。2005竞聘北师大985特聘教授岗位,当时已经发表了四十五篇CSSCI级别论文、八种学术著作、数百篇媒体评论,所以入选了。

  为了在北师大开《中国当代文学史》课,我就去泡图书馆,查阅原始史料,把史料工作做全了之后自编教材。那段时间,我所有的写作全部中断,就做了这一件事。到现在接手这门课已经15年。后来我为本科生、研究生等各类学生开设过五门课,除了当代文学史,还有原典阅读与研究,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出版学术著作十五种,内容有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中国乡土文化,当代文学批评,大众文化研究。

  张柠:做自己最喜欢做的题目,并且有耐心。比如我前几年集中精力研究现代作家。首先必须把他的全部作品读完,接着把研究他的相关重要成果读完,在此基础上,发现了新的问题,才动笔去写。李劼人的小说全读完了,没有写作冲动,就只能成为讲课对象,而没有成为写作对象。比如沈从文的作品读完了,能在课上讲,但不能写成论文,因为未曾发现新的问题。张爱玲的作品读完了,研究完了,觉得还有话要说,那就写。写废名的评论,也是读了全集才写的,只写了5万字。做学术研究花的功夫比较大,还要带学生。写一部学术专著耗费的体力和能量比写小说更辛苦,有时候一上午只查一两个注释。

  张柠: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没有终止过小说创作。但是否以小说家的身份呈现在公众面前,那倒未必。我有一批短篇小说手稿,但我没打算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若不是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我可能会一辈子做学术研究或写文学评论,小说家身份也可能一辈子隐藏。公开写小说,完全是偶然的。

  我重新调动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开始写作,发现进展顺利,写长篇是能坚持下来的,写作挽救了我。其实我很喜欢从事学术研究,做研究也很开心,但十分辛苦,学问是一辈子的马拉松。

  中华读书报:之前的学术研究和评论,对于写作有怎样的帮助?包括《土地的黄昏》,是否也和《三城记》有内在的关联?

  张柠: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同时面对城市和农村。我在乡村长大,对乡村有敏感的观察。从上海到广州再到北京,我对城市的关注是从细节开始的,广东的生活形态特别刺激眼球。我写文学评论,也写过时尚评论,对城市生活有很多的感性认识。我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基本形态,因为视角不同,比较能发现它的本质。当代中国人如果只了解城市生活不了解乡村,是巨大的缺憾;只了解乡村不了解城市生活,同样也是缺憾。

  乡土生活是中国的根基,城市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未来,这两者之间的深入观察和了解使我对时代的观察和了解是比较完备的。大量的阅读和写作,都与我对生活形态的了解有关。《土地的黄昏》《文化的病症》,与其说是学术著作,不如说是“生活研究报告”。我没有静止地去做学问,我一直都在研究生活,这对我写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帮助。